《说文解字》中将“泐”（le）解释为石头被水冲激而成的纹理，水石之理也。有“滴水石穿”的意味，比喻坚持不懈，靠细微的力量也会有所成就，与结果比，更强调过程。不过，当代人似乎都一心向前奔，为了更快地获取结果，恨不得一脚迈出踏遍四个方向，通通尝试一遍，不太有人愿意守着那块“石头”看它何时被击穿。但永远有这样一批人，他们愿意成为“石头”的抢救者、守护者，忠心耿耿，甚至如痴如醉。

位于北京琉璃厂“中国书店”的最里侧，有一间名为“泐庐”的小屋，其主人王玉忠自称“泐庐印主”，从事金石篆刻40余年。这期间，有人愿意出资为他在北京开专卖店，有人邀请他到日本做篆刻，什么都替他安排好，王玉忠一概拒绝。离不开琉璃厂的小屋，离不开北京，更离不开中国，他说：“去了日本就没有创作，只是挣钱，隔着文化的东西，总归是找不到根儿，味儿就变了。”

前来“泐庐”求一方印的人很多，往往都声名在外，10来平方米的小屋常常卧虎藏龙，称得上“往来无白丁”。但这些跟王玉忠关系都不大，在他眼里，这块石头掉地上了，才是大事。

王玉忠

1958年出生于北京，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致残，在金石篆刻领域坚守40余年。早年师从著名印家梁燕愚先生，得窥中国传统印学门径。后从学于书法大家康殷先生，渐成自家风格。近年来，王玉忠投入书画大家范曾门下，其书法篆刻技艺得以精进。

“只有看石头才走不动道儿”

1958年，王玉忠在北京出生，7个月大时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（小儿麻痹症），落下残疾。没躲过老天的安排，好在这并未使他产生自卑感，“千万甭可怜我，虽然我腿脚不好，但咱们是平等的。”都说老北京人话多又密，王玉忠却很沉稳，不善言辞但句句诚恳。

1975年，王玉忠拜师到梁燕愚先生门下开始学习篆刻、书法艺术，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高中毕业前，王玉忠与健全孩子一样读书学习，家里人考虑到他今后的生计，总归希望他能养活自己，毕竟当时的残疾人还不能考大学，得早点谋划。王玉忠的大爷在当时的首都刻字厂工作，老一辈儿的手艺人，还能做金银铜的簪花，算是王玉忠进入篆刻行当的引路人。为了给侄子找个纯手工的活，1975年高中毕业后，大爷就带着他拜师到同在刻字厂工作的梁燕愚门下，开始学习篆刻和书法艺术，这位著名的篆刻大师也是影响王玉忠日后制印、做人的典范。

王玉忠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到当时由西城区丰盛街道办事处成立的誊印厂，这里安置的多是残疾人和老年人。他起初被分到印刷组，后来又改刻字。40多年过去，誊印厂早已不复存在，王玉忠还在这一行，他也没想到，毕竟当时非常想离开，“我实在待不下去的原因就是氛围不好，身边都是残疾人、老年人，你说腿不好了还有手，手不好还有脑子，总归得有事做。”

新中国成立前，梁燕愚先生曾在东琉璃厂开过一家有名的金石篆刻专营店——“印痕楼”。20世纪50年代，“印痕楼”被合并到首都刻字厂，1976年之后恢复老字号，宣武区区政府在琉璃厂又把这个字号恢复。

1978年，王玉忠离开誊印厂进入“印痕楼”，也是改革开放后“印痕楼”最早的一批学员。赶上了好时候，但想在这一行干出点名堂，还得靠自己下功夫。一开始也是为了饭碗，后来干着干着觉得越来越有意思，他发现甭管干什么都得钻进去，“进去了以后就不得了。”

刻字也分步骤，先写才能刻。在“印痕楼”，王玉忠干的叫“写活儿”。当时规矩非常严苛，“写活儿”就是“写活儿”，不能越界。“干别的我们叫搞歪的邪的，那会儿偶尔搞点创作，还会被批评不务正业。”干了几年后，王玉忠还是不称心，想试试出来单干。

一天早上，王玉忠碰见一朋友，在工商局上班，随意聊了两句，“最近忙什么呢？”“这不开个体嘛，忙着呢。”王玉忠顺嘴一问：“刻字行吗？”“那有什么不行的。”就这样，王玉忠直接跟着朋友去了工商所，填完表接着回去上班，没想到一个星期就拿到营业执照。1982年，北京才有了第一个个体户，1984年，王玉忠拿到自己的执照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大门再次打开，外国游客逐年增多，琉璃厂成为北京的热门景点，也衍生出了一批开画廊、画店的人。从拜师学艺开始，王玉忠就跟书画篆刻打交道，这么些年，同道的老相识们也都纷纷转行开起画廊。“那会儿到琉璃厂最多的就是日本人，日本人对书画感兴趣，对印章的需求量也非常大，一个人七八个章。”王玉忠因为腿脚不方便，没法出去揽活，当时，各个画廊都会到机场、旅游景点拉人揽客，有刻章需求的，就送到王玉忠的小作坊。

他的小作坊自家里干起，从刻章开始，那会儿刻一个字3角钱。“加上一个师弟，我们俩最多一晚上刻120方章，有时候订单晚上十一二点到，第二天早上7点就得拿走。”通宵达旦是常态，平均每天最少也会刻四五十方，价格也逐年增长，刻一个字从3角钱最高时涨到5元钱。

从家中的小作坊到现在琉璃厂的工作室，同样10来平方米的小屋，陪着王玉忠走过40余年春夏秋冬，一直干到今天。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倒腾古玩字画，要是花了心思，现在恐怕也不错。我这人就是一根筋，别的对我没啥影响，就是看见石头，走不动道儿了。”

师傅领进门

篆刻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“玺印”“印信”，在现代称之为印章。但之所以会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，仅有印章的实用价值远远不够，还应具有审美价值。

从刻字匠人到书法、篆刻领域受人尊敬的专家，王玉忠庆幸自己始终有老师在前领着路，才没有走偏。他的工作室挂着与三位老师的合照，分别是梁燕愚、康殷、范曾，都是中国书画界的大家。

梁燕愚先生的孙辈梁进至今和王玉忠联系密切，是一同成长起来的师兄弟：“我爷爷有很多徒弟，大部分都半途而废，多数人也不是真喜欢篆刻，要不就是把它当个赚钱的手艺，要不就是沽名钓誉。我爷爷真认的徒弟，改革开放后就玉忠一个。”

“从打我进门到老爷子去世，他就没有对我大声说过一句话，论当年的师徒关系，骂都是轻的。”提到师傅，王玉忠由衷地感激。“别太拿自己当回事，别太张扬。”是梁燕愚先生告诫他的。直到现在，无论在技艺上有多大长进，他都牢记师傅的教导，“天外有天，要虚怀若谷。”中央电视台曾找到他希望做期节目，他拒绝的理由是：“篆刻本就是塔尖的东西，感兴趣的人自然会了解，我没什么故事，看作品就行。”

1998年，梁燕愚先生去世，王玉忠突然觉得心里没底儿了，“师傅没了，找不着根儿，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”那段时间，他一门心思做起生意，但和外界接触得越多，就越心虚。

康殷先生是王玉忠的第二位老师，也是带领他由技艺向艺术转变的一位恩师。1985年，王玉忠拜师到文字学专家、金石学家康殷先生门下学习金石文字与书法。康殷先生认为写字、篆刻都应认真学习古文字，懂得一些文字构造规律。在金文、隶书、楷书等方面，康殷先生给了王玉忠很多启发。在跟随康殷先生学习的过程中，对古文字越研究，王玉忠的视野就越开阔，康殷先生经常告诫他的学生，“不能因为书法热随意敷衍，闹出大笑话。”

王玉忠花费5年时间完成《离骚》篆刻，这期间他更明白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。

到目前为止，王玉忠最满意的篆刻作品是《离骚》，全文96段、477句、2472个字，他前后用了5年多时间，217方石才得以完成。刻《离骚》的想法是师傅范曾的指引。王玉忠和范曾先生相识于2002年，经一位朋友引荐，他刻了几方印送给范曾先生，先生看过之后比较满意。初次见面，范曾先生对他印象就很好，“见其人朴厚谦和、观其印刚正不阿”，临别时，赠了一言“没事常来啊”。2008年，范曾先生将7人收为关门弟子，并为各弟子题词勉励，赠予王玉忠的是“极高明，道中庸。”

范曾先生叮嘱王玉忠要多学习中国古典文化。刻《离骚》之初，王玉忠觉得工程浩大，不敢开始，范曾先生鼓励他，“不要急，应以数年霜晨雨夜专心为之。” 2019年，《离骚》篆刻完成，对王玉忠来说，也是多年来的阶段性总结。社会的发展、演变，从艺术作品里总能窥探出门道，王玉忠也有很多赶时髦的东西，但是赶着赶着发现不合适，还是要遵从古法。“刻《离骚》的过程相当于及时刹了车。”

“恨石”？“恋石”！

随意翻开《离骚》的一页，王玉忠指着其中以元朱文方式刻印的字，“这线条都是活的，讲究线条圆劲流畅，但现在很多人刻字，不分铁线还是元朱文。”讲起篆刻，他兴致大增，“汉印非常规矩，但又有疏密的关系，虚实要合理、章法也要稳定、平实。宽能走马、密不透风。秦印大大小小变化多，虚的少，实的多。这方印为什么好，因为能追溯到传统的东西，不是看着热闹就行。”他说对传统的坚守，是不自觉地刻进骨子里。

创作过程中，王玉忠等脑子里有了构思后，直接写在石头上，随时写随时刻。

搞创作时，王玉忠不会直接在纸上写写画画，他通常都在脑子里构思，“脑子里转得八九不离十了，直接写在石头上，随写随刻，谁都管不着，想法随时变，刻到变不了了，就不动了。”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，在篆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，王玉忠每刻一个字，尽管有创新的部分，但都能寻到本源，先了解古法的造字结构，再创作编排。

范曾先生曾开玩笑说道：“你几十年和石头结仇，又是刻又是削又是磨，你的书房干脆叫‘恨石草堂’”。玩笑过后，思考再三，又题为“恋石草堂”。为什么叫“恋”？“就是必须爱它，才能出好的东西，跟爱媳妇一样。”但在爱人韩英眼里，王玉忠对石头的爱远远超过她。“他也不爱出门，也不爱旅游，只有坐在这屋子里才踏实。”中国书店的员工早上8点半上班，王玉忠一般8点就会到，冬天天气冷，他比保安到得都早。有时早上下雨，出门不方便，王玉忠坐立难安，等不下了，赶紧穿上衣服，往工作室里一坐，踏实了。

“内行看门道”，在篆刻圈子里，能有一枚王玉忠的印，是值得拿出来说道说道的，但他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。“懂的人自然懂”是他常挂嘴边的话，“艺术没有止境，今天刻完了，哎哟，美！明天一看，哎，后悔！”